（CNN）尽管《美国狙击手》（根据克里斯·凯尔同名自传改编的电影）在时下已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战争电影，作为一个光荣的军人母亲，Kelly Copeland看了后还是感到无法接受。
她的儿子，Brandon Smith告诉过她影片中所展现的都是他所经历的真实写照。Copeland说：“我根本无法说服我自己去看这部电影”。
正当伊拉克战争打的最激烈的时候，Smith被分派到一个摩步团的狙击手小组，那年他只有20岁。我曾在2008年初去伊拉克探望过他，他告诉我他非常适应这项任务。他从小在佐治亚州作为一个小猎手长大，那时他经常会耐心等待猎物的出现。
不是所有战士都有那种超过常人的耐心。所以，不是所有战士都能成为狙击手的。
在我们见面之前，Smith早已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确认击杀。他饥渴的寻找着自己的击杀目标。尽管在我看完《美国狙击手》后他再也不愿向我提及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击杀的目标越来越多了。
脸上写满疲倦的Smith正在驻扎在伊拉克的营部随军牧师的帐篷里诉说着自己的杀戮行为。
他说：“我实在是不愿意提及此事。”
但他和《美国狙击手》中的主人公Chris Kyle一样说道，他认为他所做的事都是正确的。
“我喜欢呆在房顶，观察着所有的动向，这感觉实在太棒了。我享受着子弹出膛那一瞬间的刺激感，享受着杀死敌人所带来的乐趣。”
解读这名美国狙击手在伊拉克的经历
这部讲述美国史上最致命狙击手的奥斯卡提名高票房巨作自传电影，已经因此片内涵饱受各方争议。这到底是不是一部反战片？Kyle到底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这些问题和对电影内容的兴趣可能只会因被指控枪杀Kyle及其朋友Chad Littlefield的退伍军人接受审讯而进一步加深。曾参与之前的陆战队员Eddie Ray Routh案的陪审团预定于周四在德克萨斯州的斯蒂芬维尔开庭审判。外界认为心理健康情况回事此案的关键，枪击案发当时，Kyle和Littlefield正在步枪靶场帮助Routh进行康复训练。
我曾见过许多享受着杀戮瞬间快感的狙击手。有些人喜欢肾上腺素冲脑的刺激和征服敌人的成就感。还有一些人完全是单纯的被生死瞬间的体验所吸引，而对其他方面根本毫无兴趣。
无论哪个方面，我都从战士们那得到了许多不变的主题。他们说，不管是谁想要了解美国士兵们在伊拉克所遭受的经历，必须要看看《美国狙击手》。然而，对与那些曾穿着军装上过战场的人，尤其是狙击手们，去看这部电影仍会是个艰难的选择。
Smith提到了片尾的一个镜头，由Bradley Cooper饰演的Kyle在黄土漫天的沙尘暴中调整着他的瞄准镜并瞄准了那名伊拉克狙击手。就是这个2100码的超远距离击杀成就了Kyle的传奇地位。
Smith和Kyle一样，在战事频发的巴格达东南的阿拉伯雅博的一个屋顶上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击杀。他用高倍数光学瞄准镜也就是人们熟知的LRS3系统（由DRS技术公司提供给美国军方的远距离先进侦查监视系统）扫视了整个区域。当时那里并没有沙尘暴，但是那是在光线昏暗的清晨，很难透过浓雾锁定目标。
Smith发现了一个试图躲过头顶上的直升机的男子。他看到了那个人拿起一个东西扛到了肩上，并试图用毯子覆盖在上面。Smith猜测那可能是个能击穿车辆装甲的锥形装药爆炸物（说白了就是RPG）。他说：“我至今仍然记得，就好像我还身处在那里一样”。他听到了传来的命令“开火”，然后向那个人开了枪。他的.50口径步枪所发射出的子弹穿过了两棵树的两侧。这一枪的距离足足有1243码。
他曾以为他会因第一次杀人而感到不安。但是他并没有得到这种感受。
后来他把此事告诉了随军牧师Darren Turner，在伊拉克他对Smith给出了很多开导意见，我也跟随过他几个星期进行了关于战争中的神职人员的一系列采访。Smith跟牧师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紧张或是其他的什么。我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尽管那样，我还是听到了Smith引用了Kyle在《美国狙击手》中说出的台词：他们的杀戮拯救了无数美国人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生来就是为了杀戮，你心里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就像戴维·格罗斯曼在他的著作《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中写到的一样，只有2%的人不情愿去杀人。虽然Chaplain Turner也担心这回对以后的年轻士兵有何影响，他还是认为Smith可能会是那2%中的一个。
Smith也仍然相信他也像Kyle一样，是那2%中的一员。
他说：“如果你生来就是为了杀戮，你心里会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你绝对会意识到。”
Smith现在已经退伍成为了一名普通市民，他在一个电力公司上班，负责修理维护变电站。六年过去了，他已经结了婚并养育着两个孩子。但是看起来现在的他对自己的认识远不如我第一次见到的那个戴着被汗水浸透的巡逻帽嘴里嚼着Copenhagen Long Cut牌嚼烟的他。
Smith（图中右一）曾经常巡逻在伊拉克布满炸弹的旷野和道路上，但他还是更喜欢呆在狙击手小队。
他从伊拉克回到家后在公路上骑着摩托飙车。他爱好上了公牛骑术大赛。在2009年他又参与了一次行动，并承认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易怒的人。
他跟我说：“我从起步提速到90迈非常的快”.
有一次他差点揍了他的狗，就像Kyle在电影里做的那样。
在他第一次的行动中，他所在小队杀死了那个男人之后，男人的母亲和两个女儿朝自己尖叫怒吼，这困扰了Smith很长时间。这也让他想象到了他的母亲和兄弟会对自己的死作何反应。
在电影的开头部分，Kyle瞄准了一名妇女和儿童的画面把Smith的记忆带回了那一天。他告诉我，每晚他一闭上眼睛，大脑中就会浮现那一张张脸和尖叫声。
他说：“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其实我只是在努力去克服和适应那些事。”
我和他的心理顾问问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后悔过吗？”
Smith回答道：“我可不是那种人。”
他不像Louis Bravo或者其他任何我所采访过的狙击手。
电影画面所产生的共鸣
现在在陆军征兵处工作的Bravo非常喜欢《美国狙击手》并说出了原因，他很喜欢那些在战场的回忆。他说他从未被自己在战争中看到事物所烦恼，但电影中关于后方的描绘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Bravo第一次在伊拉克参加行动的时候也只有20岁。就像他所说的，他回到美国不是为了任何人。他在精英训练机构完成了狙击手培训并两次参加了国际狙击手大赛。他在阿富汗是一个狙击小组的队长。
Bravo告诉我：“事实上作为一名狙击手和当一名普通步兵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当每个人都期待着依靠你的力量时，你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或者说每个狙击手都应该拥有好莱坞演员一样的演技，因为他们把Mark Wahlberg（马克·沃尔伯格，曾在电影《生死狙击》中饰演一名枪法超群的狙击手）看做一名真正的“射手”。”
同理，就像现在《美国狙击手》中的Cooper（布莱德利·库珀，在片中饰演主角Chris Kyle）一样。
对于狙击手来说，他们的要做的事只有两个，第一就是寻找并等待自己的目标，第二则是寻找和等待更多的目标。不过过了一会，Bravo又说，这感觉很像其他的工作。
在他完成第二次作战任务后的几个月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回来后结了婚并有了孩子，以后会有人在惦念他并等着他回家。
在《美国狙击手》出现了很多也曾发生在Bravo家中的镜头和台词。很多都是关于Bravo缺席家中事务，对家人的疏远，以及他行为言语上的巨大变化。
Bravo说：“最棘手的是所有事情都已经改变了，你自己，你的妻子，孩子，房子，金钱，学校，工作，社交能力，情感，全都受到了负面影响，而你头脑中仅剩的东西也都被搅的乱七八糟。”
在电影中出现的一幕描写了Kyle回到了家中坐在电视机前产生了幻觉看到了战场上的画面。
一起看这部电影的时候Bravo的妻子问他，“为什么他会看到那种东西呢？”
他告诉妻子：“他并没有看到。”
当然，Bravo对这个画面的解释非常正确，在镜头对准空白的电视屏幕之前观众们就已经意识到那些声音其实都是被Kyle的大脑所记住的。
现年30岁的Bravo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浑浑噩噩之中我想起了一场我参加的惨烈的战斗。”
Bravo是幸运的。八个月噩梦般的生活造成了他的婚姻危机，差点就和妻子离婚，但最终他还是成功的冲出了战后心理创伤的阴霾。
他的妻子曾对他说：“很高兴我的丈夫能够回来”。
Bravo说：“当她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有点想看她的笑话逗逗她。我根本没有感到任何不同。我没有认为自己受到了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一种战后心理疾病）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去问问我的妻子，她一定会说我简直就像一个脱轨了8个月的火车。
Bravo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杀了多少人。他说Kyle是个杰出的神枪手，但他也曾去过伊拉克所有的危险地区。他曾目睹过费卢杰的逊尼派叛乱和萨德市的什叶派武装。Bravo说，每个Kyle去过的地方的伊拉克人都是敌人。
他还说：“评论家们正在曲解这句话，还说我们认为所有的伊拉克人都是野蛮人”
在Kyle的自传，也就是电影的原始剧本中，他写到自己对作为一名海豹部队队员感到自豪。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再杀死更多的敌人，我热爱着我的工作，我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如果环境改变了——当我的家人不再需要我时，我会立马回到战场上去。”
我曾从驻扎在伊拉克前线的士兵们口中听到过同样的话。而我这个星期又一次从Smith口中听到了这句话。
他说《美国狙击手》让他更加的想念着回到战场。
“我对我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感到自豪”，他说，“现在我离开了战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他的母亲理解儿子正在渡过一段痛苦的阶段。她只是想找回那个当初让她开心的乖宝宝。
“我愿意付出一切来疼爱他”，她说，“我非常想念我那个从前的儿子。”
她心里明白，她仍在记着那个参军成为狙击手之前亲手带大的男孩儿。
